东西问｜项飙：年轻人如何找回真实的生活？

　　中新社北京7月14日电 题：年轻人如何找回真实的生活？

　　——专访知名人类学家项飙

　　作者 王妍 杜国东

　　2026年6月22至23日，清华大学方塘论坛在北京举行。来自人工智能、哲学、公共政策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，共同探讨技术加速时代下人的处境。会前，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知名人类学家、德国马克斯·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。作为“附近的消失”概念的提出者，项飙剖析了当代一些年轻人的焦虑与无力感，以及如何在“悬浮”中重新扎根。

　　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“附近的消失”指向何种社会结构变迁？几年过去，您有哪些新观察？

　　项飙：这个概念最初更多是描述性的。快速城市化造就“垂直主义”景观——高楼林立，邻里纽带稀薄。学校外迁、农村撤点并校等，让有些孩子过早进入机构化生活，失去以家庭为根基的邻里日常。数字化则让一切问题通过手机解决，连菜市场都不必去了。三重转变叠加，让人感到便利却飘忽不安。

　　所谓“附近”，是人通过日常行动把家庭、社区、单位等层面组合起来、形成生活秩序的方式。它的“消失”，指的是人们对周边世界失去了浸淫进去、形成叙述的愿望和能力。这个概念把宏大框架解构成每个人能切身感受到的东西，因此引发共鸣。后来我发现，人们不再仅是被动承受，更有强烈愿望把生活重新拿到自己手里。“附近”恰好提供了一个具体的“抓手”。年轻人愿意改变，这本身就是积极信号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当下有些年轻人主动收缩社交、偏好独处，被贴上“原子化”的标签。这是自我保护，还是联结能力的退化？虚拟社群能否替代现实？

　　项飙：先讲一个痛心现象——“自我陌生化”。比如，青年公寓里，有些合租者共用厨卫却刻意互不认识，理由是“建立关系太累”“不安全”——这不是规避人身风险，而是情绪上的防备。这说明，有些年轻人自然的社交能力正在退化。

　　“联结”是真实、具体、面对面的社会关系，不同于虚拟社群中基于兴趣筛选、只窥人一面的“弱关联”。真正的联结发生在日常的摩擦与磨合中，让人学会接纳一个糅合了优缺点、立体而丰富的“完整的人”。当代有些年轻人成长环境太“单薄”。独生子女、学业压力、过早数字化，让他们缺少通过玩耍、争吵、和解来学习人际摩擦的机会。他们读了很多书，却缺乏经验的形成，变得极度敏感。而且这不是简单的利己主义。有些年轻人对自己道德要求很高，但反思却是封闭式的，不去在实践中面对不确定性，造成过度内耗。

　　至于虚拟联结，线上不能替代“附近”。它太容易彼此筛选，将兴趣一致的人聚在一起，只看到人的某一面，久而久之也就失去对复杂性的感知。而现实中的困难，包括家庭、求职、情感等方面的问题，靠网上贴标签解决不了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有些年轻人依赖MBTI(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，人格类型评估工具)、星座来定义自己和他人，为什么“重建附近”能缓解无力感？

　　项飙：那些心理测试和标签，本质上是“去掉附近”的认知方式。先做分类，同类靠近，异类避开。过去我们遇见同学，不会先做量表分类再决定如何互动。

　　有些年轻人的无力感，很大程度上源于把问题看得太抽象，一点挫折就被放大成生存的大事。这是因为他们想象的世界像书本和网络呈现的那样，是一个总体印象，缺乏具体的尺度。“附近”或许不能直接帮你找到工作，但能让你学会具体地看问题。你可以关心：小区清洁工是哪家外包公司？签什么合同？农村老家怎么处理类似事？当你了解具体的人类活动细节，再碰到困难就有了参照系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年轻人该怎么培养“附近”意识？有没有可落地的具体建议？

　　项飙：我观察过不少案例。在温州我父母住的小区，一半居民是回迁农民，一半是外来人口，邻里关系反而很紧密，有热心居民自掏腰包组织活动。同济大学刘悦来老师的社区花园项目，组织居民一起翻土种花、制定规则，花种下去话题就来了，这一模式看似简单却涉及复杂协调，已在多地复制。

　　工作场所的“附近”也值得关注。如今有些同事只知工号不知姓名，人们更需要自下而上、把彼此当作完整“人”而非职业角色互动的团建。

　　再如，温州的“慢生活”沙龙，每周请六个陌生人免费吃饭，还有个环节是：蒙上眼睛，让陌生人在街上无声牵着你走，身体直接建立信任。近十年有十对新人因这个沙龙相识并结为夫妻，但90%的人只吃过一次饭就不再联系，组织者觉得这很正常。“附近”的关系不必亲密持久，重要的是让人意识到有真实的不同的人存在。所以重建“附近”没有通用模式，必须适应不同环境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如今有些年轻人把恋爱当作成本收益项目，怕亏、怕无法自我增值。这跟“附近的消失”有关吗？

　　项飙：关系很大。绩效社会以效率、可量化产出评价个体价值，人的价值被简化为可排序的指标，失败即被定义为“你就是失败者”。过去，恋爱大多发生在同学、同事、邻居、工友之间，是在自然交往中长出来的。现在，有些同事关系变得扭曲，有些同学毕业后很少联系，恋爱变成了一个孤立于生活之外的项目，于是成本自然凸显。出去吃顿饭都要焦虑点什么菜、是否照顾对方口味。

　　更深层的问题是，“附近”消失后，人失去了感知“全面的人”的能力，习惯把他人看作“纸片人”，一个片面的人设。而真正的爱，需要接受一个糅合了优缺点、复杂而丰富的人。当两个人发现“纸片”背后还有别的，彼此的关系就崩塌了。恋爱的失败率高了，大家自然觉得成本高。所以恋爱难，表面是算计，实质是经验的贫乏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高校恋爱课、心理课火爆，是否说明有些年轻人找不到安全的倾诉空间？

　　项飙：年轻人寻求理解，这是好事。但靠上课学爱的理论来弥补经验缺失，效果有限。爱归根到底是经验，不是理论。教育者需要思考新方式，从课堂走向真实生活，从理性分析走向情感共鸣和共同行动。把恋爱焦虑、职场孤独变成大家一起聊、一起做的事，用共享经验重建附近感。

　　中新社记者：重建“附近”是否一定要打破原有的自我保护体系？有没有更温和的方式？

　　项飙：一定要温和。把重建“附近”搞成自我否定、自我批判的革命，是不可持续的。

　　如果你觉得生活尚能维持平衡，但隐约缺了点什么，因为怕失望而不敢期待、不敢兴奋，那或许可以从一些略带失望的小事开始。观察邻居的生活，看那些年纪大的人怎么化解不如意，看小区里那些不愉快的事怎么被解决或一直没被解决。慢慢地你会认识到，失望是生活正常的一部分，关键是从中学到东西，然后往前走。

　　从那些不那么“正面”的事物中，你反而可能汲取更持久的力量。因为人生最终的韧性，不是来自从不跌倒，而是来自每一次跌倒后，还能具体地、真实地、跟身边的人一起，重新站起来。而这，正是“附近”能给你的。(完)

　　受访者简介：

　　项飙，1972年生于浙江温州，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、德国马克斯·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。其代表作《跨越边界的社区——北京“浙江村”的生活史》被誉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经典文本。近年来，项飙通过《把自己作为方法》《你好，陌生人》等对谈录及大量公共演讲，持续推动学术话语与公共经验的对话，致力于将严谨的学理思辨转化为理解当下生活的有效工具。